作者：杨伟军（南华大学纪委委员、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纪委书记，高级政工师）

　　清廉文化建设已超越传统“廉政教育”的范畴，成为破解医疗服务体系矛盾、重构医患信任关系、激发内部创新活力的重要工程。在“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公立医院不仅要实现医疗技术的突破与资源规模的扩张，更要构建起与“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理念相匹配的价值体系。以清廉文化建设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提升治理能力、优化服务效能、强化价值导向三个维度探讨实践之举。

　　以清廉文化建设提升医院治理能力

　　医院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其核心在于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督有效的运行机制。清廉文化通过“软约束”与“硬制度”的协同作用，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主导”向“制度引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

　　一是以文化建设破解“权力寻租”困局。将“廉洁从医”纳入医务人员职业准入必修课程，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情景模拟演练（如药品采购谈判中的合规性评估）强化教学效果；建立“廉政风险动态清单”，针对设备招标、处方点评等关键环节制定“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通过搭建“廉政联席会议”“科室廉洁监督员”等平台，促进跨部门协作。

　　二是以价值认同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吸纳临床专家、患者代表、法律顾问参与，定期对新技术引进、高值耗材使用等事项进行“廉洁性评估”，既避免了行政干预临床决策，又防止了临床科室“重疗效轻成本”的倾向。

　　三是以伦理规范强化“数字赋能”支撑。清廉文化建设要求将“数据安全”纳入技术伦理框架，防止“数字腐败”。例如在建设智慧医疗系统时，同步开发“诊疗行为大数据监测平台”，通过分析处方金额、检查频次、药品关联度等指标，自动预警“过度医疗”风险；同时建立“医护人员廉洁信用档案”，涉及门诊量、患者满意度、投诉率等方面。

　　以清廉文化建设提升医院服务效能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以患者为中心”，而服务效能的提升不仅依赖技术进步，更需要医务人员“廉洁从医”的职业自觉。清廉文化通过减少“非必要成本”、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医患关系”，推动医疗服务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一是降低“隐性成本”，释放医疗资源效能。医疗领域的“隐性成本”主要表现为过度医疗、检查检验滥用等。这些行为不仅加重患者负担，更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清廉文化建设通过“价值引导”与“制度约束”双管齐下，遏制此类行为，通过推行“廉洁行医承诺制”，将“合理诊疗”纳入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并与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挂钩。

　　二是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服务效能的核心是患者获得感。清廉文化倡导“简化流程、减少壁垒”的服务理念，推动医院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型。聚焦患者反映强烈的“挂号难”“检查排队久”“处方外流受限”等问题，推出“一站式”结算、检查预约智能分时段、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等便民措施，同时建立“廉洁服务投诉快速响应机制”，对推诿扯皮、态度冷漠等行为“零容忍”。

　　三是改善医患关系，构建信任治理格局。医患信任是医疗服务的基础，清廉文化建设通过“正向激励”与“负面惩戒”重塑职业形象。通过宣传“廉洁行医标兵”、媒体报道、院内宣讲等方式传播廉洁价值，形成“廉洁行医—患者信任—主动配合—疗效提升”的良性循环。

　　以清廉文化建设强化医院价值导向

　　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动力是文化的引领。清廉文化通过塑造职业信仰、培育道德规范、形成长效机制，推动医务人员从“被动守规矩”向“主动行仁术”转变，为医院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一是厚植“医者仁心”的职业信仰。职业信仰是医务人员的精神支柱。清廉文化建设跳出“就廉政抓廉政”的局限，将“廉洁”与“仁爱”“责任”等核心价值融合，通过“医学人文教育”“经典案例研讨”等方式，引导医务人员回归“治病救人”的初心。

　　二是培育“崇廉尚洁”的行为规范。行为规范是价值导向的外在表现。清廉文化建设通过“制度固化”与“文化渗透”双轨并行，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开展“廉洁文化进科室”活动，通过廉洁墙、警示标语、家属助廉座谈会等形式，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文化氛围。

　　三是构建“长效化”的实践机制。在实践中，建立“教育—考核—激励”的机制：在教育层面，将廉洁课程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必修内容；在考核层面，将廉洁表现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绩效分配相挂钩；在激励层面，设立“廉洁从医突出贡献奖”，对长期坚守廉洁底线、患者口碑突出的医务人员给予表彰。

　　清廉文化建设不是医院发展的“附加题”，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它通过提升治理能力破解权力运行难题、通过优化服务效能释放医疗资源潜力、通过强化价值导向培育职业精神，形成了“制度约束—行为自觉—文化认同”的良性互动。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公立医院需以清廉文化为引领，将“廉洁基因”融入医院发展的血脉，推动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从“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根本转型，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