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建玫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风问题，创造性地运用整风形式推动党的作风建设，明确提出并培育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延安作风”，成功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养成一种新的风气

　　1935年，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承担起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面对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要如何凝聚起全民族的磅礴之力，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基于对作风建设极端重要性的清醒认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大力倡导代表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新型作风。

　　1940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前往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途中遇到特意前来迎接的4位同志，毛泽东严肃地对他们说：“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从一件看似细微的小事入手，不仅精准区别了两种作风的根本不同，又明确指出了“延安作风”的强大战斗力。1940年3月，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回国，先后到重庆和延安考察，他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又被延安党政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折服：“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上下刻苦耐劳，努力求进步精神，是值得称赞的”，由是判定国民党政权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着重打牢思想基础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延安时期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成功解决党员思想入党问题，为“延安作风”的培育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延安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到延安去”，曾经是千万有志之士的共同愿望。诗人何其芳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些爱国青年怀着对共产党的向往投入组织的怀抱，却并不了解党的性质和党的纲领，不了解怎样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解决他们的思想入党问题成为巩固党的重要任务。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掀起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习运动。一位叫高鲁的鲁艺学员曾记录自己在1939年9月于行军途中完成的学习内容：读《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在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的课各两次，参加一次军政测验和多次小组讨论。高鲁感叹：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作风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党风”概念，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纠正错误思想，端正党的作风，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打扫房子”和“洗脸”。作为一场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取得巨大成效，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黄炎培在其1946年所著《延安归来》中用“平凡”“务实”形容当时的作风，称延安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不求好听好看，绝对不唱高调。

　　密切联系群众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延安作风”的培育形成指明了路径。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完整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系统形成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那么，共产党人又该如何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毛泽东直截了当予以回答：“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以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为例，陕甘宁边区婴儿死亡率一度高达60%以上。为了在文盲率90%以上的情况下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1944年7月，边区政府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妇女儿童卫生展览会，将妇婴卫生知识和造成婴儿死亡流产的原因画成图画、图表，内容现实且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一年，毛泽东向边区提出一村有一个接生员的倡议，号召边区政府大力培养妇幼卫生人员，推行新法接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认为，考虑到边区的实际情况，其在医疗卫生、教育和民间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实在了不起”。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证明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货真价实，带给边区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在延安，人们常用鱼水关系比喻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共产党人因此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反腐倡廉、从严执纪

　　正风必须肃纪，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从严执纪，为“延安作风”的培育形成提供了强大保障。毛泽东对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可能的腐败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持续推动教育倡廉、立法保廉、执纪促廉。边区政府成立后，所有工作人员均无薪俸，只有微薄津贴，最高每月5元，各县县长每月2.5元，生活简朴蔚然成风。1940年陈嘉庚到访延安，毛泽东设“晚宴”欢迎，据《陈嘉庚回忆录》记载，“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党的领袖“人民公仆”的真实形象在一位华侨的笔下得以生动再现。

　　边区政府曾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其中包括大量反腐倡廉的内容。1941年5月1日批准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条“从重治罪”的规定，彰显了党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决心。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多年的抗大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毛泽东在致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1年，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老党员肖玉璧因贪污公款被处以极刑，引起极大震动。《解放日报》刊登的《从肖玉璧之死说起》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在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冯建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