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应旺

　　陈云注重调查研究，在党内是出了名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夸奖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上批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从调查研究上夸奖一个人，却为党的历史上所少见。这与陈云管理经济工作的贡献，所用调查研究方法的特点，特别是正确处理“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关系密切相关。“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关系，反映了陈云对调查研究与决策关系的正确认识。

　　陈云三次讲“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第一次是1956年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第二次是1957年1月9日，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说：“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第三次是1962年2月8日，陈云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他强调：要弄清楚实际情况，“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

　　陈云这三次讲话的角度不一样。第一次是从有无扎实的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效果上说的。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然后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把主要时间、主要精力用于决定政策，而不是用于调查研究，只能制定出不合实际的片面性的错误政策。第二次是从先后、难易、本末上说的。调查研究在先，制定政策在后；难在调查研究弄清情况，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决定政策就容易了；调查研究是基础、是本源，这个基础牢固了，制定的政策就能站得住，这个基础不牢固，制定的政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站不住。第三次是从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上说的。调查研究掌握全面的实际情况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交换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避免片面性；要进行各方比较、古今比较和中外比较，避免局部性；要反复考虑、反复实践，避免把阶段性实际当成过程性实际。

　　陈云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学习与运用

　　陈云注重调查研究与毛泽东的引领有重要的关联。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三次当面同陈云谈过要学哲学，并派教员帮助学习。陈云组织中央组织部成立学习小组学理论特别是学习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后来，陈云因病休养期间仔细研究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创立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15个字的体会。这形成陈云注重调查研究的理论根源。很显然，这个理论根源最突出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

　　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在翻译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是找不到的，它直接来源于毛泽东著作中。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1941年3月，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1943年10月，毛泽东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11月，毛泽东又指出：“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是陈云学哲学的老师，也是陈云调查研究的老师。毛泽东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同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关联，最能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夸奖陈云“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原因

　　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有着独特的内容。毛泽东讲的“十月怀胎”与“一朝分娩”是从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决定政策）上讲的，但“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是从帮助农民生产与从农民取得税收上讲的；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则是直接从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时间分配上讲的，并从有无扎实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的效果，从先后、难易、本末的角度，从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进行分析，阐明了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关系的丰富内容。

　　陈云的“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思考怎样做经济工作提出来的，具有前瞻性。此后，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急于求成带来的经济困难，陈云1960年秋冬到冀、鲁、豫、皖、苏、沪、浙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1961年又进行了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下半年的青浦小蒸农村调查及北京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调查，为作出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调整农村政策的决策，走出经济困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正是毛泽东夸奖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原因。（曹应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