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有20多批、1000多位党外人士纷纷进入解放区，为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为何要一心请党外人士来协商建国呢？

　　全力争取最广大人民的普遍支持

　　尽管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不是源于武装斗争，而是源于广大人民。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1949年，即将走上执政舞台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得到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党外人士进行协商建国，是取得最广大人民支持的必要途径。

　　在各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加强与人民的沟通和协商。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城市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来自社会各领域。民主人士费孝通也参加这次会议，他看到“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坐在一个会场，一起讨论问题，不由感叹“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8月13日，毛泽东到会祝贺并提出，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

　　有效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权代表性问题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的时候，明确提出成立新中国的两个步骤：一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来成立新中国。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许多地方刚刚解放，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具备召开条件，所以只能由政治协商会议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人民代表大会由选举产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所以解决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关键问题是增强代表性。

　　一方面，从人数上增加代表性。在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后，中共最初准备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拟由30个单位、180名代表参加。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1949年6月，以李维汉为组长、章伯钧为副组长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最终确定45个单位及特邀代表662人参加会议，比初定的180人翻了三倍多。从成分来说，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从地区来说，东北到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东南到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还包括少数民族及国外侨胞。有代表提出，只叫新政协无法与原来的旧政协真正区别开来，周恩来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字，得到大家的赞同。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便沿用下来。

　　另一方面，通过广泛协商增加代表性，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夯实新中国政权的代表性之基。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为例，它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周恩来、许德珩担任，组员包括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廖承志、邓颖超等各方面人士23人。《共同纲领》初稿完成以后，反复讨论和修改了7次，包括先后到达北平的各界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了两次，第三小组自身讨论了3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9月22日，《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又经过与会代表的讨论和修改，最终于29日通过。

　　广泛凝结党内外人才建设新中国的合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香山，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历史角色也即将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向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转变。此时，国家建设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城市管理、建设等方面的人才大多在党外。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党员人数为448.8万，从成分上来看，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和军人，占到86.1%，其中农民党员又占大多数。从学历上来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约15万人，只占3.3%。这个时候，仅凭中共一己之力想要把国家建设好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团结党外的人才和力量共同奋斗，协商建国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

　　在新政协的662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党外代表占了大多数。中央统战部曾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表册，毛泽东看后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协商建国、包罗万象的“天书”。通过协商建国，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融洽，当时党外人士在各级政权机构中也占了很大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人，政务院委、部、会、院、署、行等共有34个部门，党外人士担任正职的有15人。这就广泛凝结了党内外各方面人才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协商建国的伟大实践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伟业，搭建了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民主团结的形象，对我国探索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产生深远影响。（路运占）